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中发表了引发广泛争议的言论，暗示日本可能在台海局势中采取武力干预的立场。随之而来，一些日本国内人士提出了对历史的片面解读，声称日本的投降书是以“中华民国”名义签署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问题上“没有资格发声”。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迅速指责此种言论毫无依据，或显露出对历史的无知，或有意曲解历史，甚至无视国际法。

表面看，相关言论逻辑严谨，实则漏洞累累。首先，投降书的法律效力与“国家”而非“政府”绑定。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日本外相重光葵与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签署了投降书，正是对《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的接受，并作出将忠诚履行的明确承诺。这一文件清晰指出，所承诺的义务适用于“日本政府及其继任者”。根据国际法，一个国家在持续存在的法人地位上，即便政府更替，其国家身份依然不变。因此，无论是日本更换内阁，还是中国建立新政府，签署投降书时所接受的责任都不会因此而消失。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并非是日本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单边条约，而是向作为同盟国的整体接受日军投降，而中国作为同盟国的主要成员，派出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名。这份投降书确立了日本对中国及其盟国的国际责任，而并非某个政权之间的私下契约。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自然将这份国际法下的权利与义务继承下来。试图用“政府更替”否认国家义务，实际上是对国际法基本常识的无视。 谈球吧

其次，中国的主权从未中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国际法角度看，是一种“政府继承”，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并未改变，仅是代表这一国家的政权发生了交替。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而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际上享有作为国家的完整权利，这其中自然包括对台湾的主权。

第三，对于这一切，日本政府自身早已在历史文献中作出了承认。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白纸黑字确认：“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在1978年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明确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强调“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显而易见，1978年的条约进一步在法律上确认了前述声明的原则。然而，如今的日本右翼政客竟然试图对旧有的承诺翻案，实则自损其信。

最后，日本右翼言论的逻辑自我反驳。如果按他们的说法，投降书只对“中华民国”有效，那么日本如何解释1972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结束战争状态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行为？难道他们认为与一个“未结束战争状态”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具有合理性？相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正意味着承认中国的主权由这一政府行使，当然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因此，试图借用“中华民国”的说法，实际上无异于对日本自身外交承诺的否定，损害中日之间建立的国际关系基础。 谈球吧

关于“投降书签署给中华民国”的论调，实际上是某些日本右翼人士对于“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炒作。“高市早苗”执意强调所谓的“旧金山和约”的非法与无效，却未提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书》这一系列国际法的链条，其目的无非是寻找突破口，为日本在台湾海域的军事介入寻找一个法理依据。必须明晰的是，1951年的新旧金山和约完全排除了中国和苏联等主要战胜国，因而中国对于该条约的存在从未承认，并认为其对台湾后续处理的法律效力是不存在的。

部分右翼人士故意抹去《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投降书》等国际法链条，单凭《旧金山和约》中提到的“放弃台湾”，却未说明将归于谁的模糊表述，遂提出台湾地位未定之论。高市早苗一类的言论，实际上是为日本修法扩军、介入台湾海域提供“法理依据”的垫脚石。这种历史的修正主义与军事扩张主义的结合，作为其近邻，各国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1943年《开罗宣言》、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书的签字，形成了一个无可撼动的国际法链条，锁定台湾的地位，任何企图在这一链条上开口的行为，都是对战后国际秩序法律原则的挑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